苏轼《与王庠书》原文|赏析|鉴赏

【导语】:

  苏轼《与王庠书》原文|赏析|鉴赏  某启:远蒙差人致问安否,辅以药物,眷意甚厚。自二月二十五日,至七月十三日,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,水陆盖万余里矣。罪戾远黜,既为亲友忧,又使此

  苏轼《与王庠书》原文|赏析|鉴赏

  某启:远蒙差人致问安否,辅以药物,眷意甚厚。自二月二十五日,至七月十三日,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,水陆盖万余里矣。罪戾远黜,既为亲友忧,又使此两人者跋涉万里,比其还家,几尽此岁,此君爱之过而重其罪也。但喜比来侍奉多暇,起居佳胜。某罪大责薄,居此固宜,无足言者。瘴疠之邦,僵仆者相属于前,然亦皆有以取之;非寒暖失宜,则饥饱过度,苟不犯此者,亦未遽病也。若大期至,固不可逃,又非南北之故矣。以此居之泰然,不烦深念。

  前后所示著述文字,皆有古作者风力,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。孔子曰: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辞至于达,止矣,不可以有加矣。《经说》一篇,诚哉是言也。西汉以来,以文设科而文始衰,自贾谊、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,况其下者?文章犹尔,况所谓道德者乎?所论周勃则恐不然。平、勃未尝一日忘汉,陆贾为之谋至矣;彼视禄、产犹几上肉,但将相和调,则大计自定。若如君言,先事经营,则吕后觉悟,诛两人,而汉亡矣。某少时好议论古人,既老涉世更变,往其言之过,故乐以此告君也。

  儒者之病,多空文而少实用。贾谊、陆贽之学,殆不传于世。老病且死,独欲以此教子弟。岂意姻亲中,乃有王郎乎! 三复来贶,喜抃不已!应举者志于得而已。今程试文字,千人一律,考官亦厌之,未必得也。如君自信不回,必不为时所弃也。又况得失有命,决不可移乎! 勉守所学,以卒远业。相见无期,万万自重而已。人还,谨奉手启,少谢万一。

  苏门弟子黄鲁直曾说:“东坡道人书尺,字字可珍。”的确,书札在东坡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他的论学谈艺的精湛见解往往荟萃于叙友情,拉家常的一般性书信内容之中。《与王庠书》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。

  这封信是绍圣元年 (1094) 苏轼左迁惠州后,王庠大概于始圣三年派两人前往探视,等到两人返回时苏轼捎给王庠的。王庠,字周彦,荣州(今四川荣县) 人。庠年幼颖悟,七岁属文,后穷经史百家之学。为苏轼侄婿,以文见爱于苏轼。信中提到“《经说》一篇”,原文已佚,但《宋史·王庠传》有“尝以《经说》寄苏轼”的记载,并著录部分内容,可参证。

  《与王庠书》以平实老着的曲笔,反映出苏轼当时沉重的心情。元八年九月,那些投机变法的官僚,利用哲宗亲政的机会,打着新党的旗号,开始报复元祐旧臣。绍圣元年,他们以苏轼起草制诰“讥刺先朝”的罪名,撤掉他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,将其连贬三次,最后落脚惠州安置。年逾花甲的东坡深知朝廷对元祐旧臣终身不赦,已绝北归之望,因此有“若大期至,固不可逃,又非南北之故矣”的凄凉衰飒之鸣。文章三言己罪、“罪戾远黜”,“此君爱之过而重其罪也”,“某罪大责薄”。这决非南冠客思的屈服,大抵侄婿王庠有愤愤不平之语,苏轼又处在朝廷爪牙的监视之中,为了避免更大的迫害,只好暂行韬晦之计了。而“此君爱之过而重其罪”一句,述亲情,感已悲,心曲强压,非经历霜刀风剑的严酷环境者不能体会个中滋味!

  然而,东坡的情态依然闪射着乐观主义的光华。每及论学谈艺,“中心乐之,自进不已”,似乎忘记了才人命蹇的苦难。本文提到的“辞至于达,止矣,不可以有加矣“和”儒者之病,多空文而少实用”的观点,是他的美学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,足使大札生辉,传诸千古。

  “辞达而已矣”,是孔子的一句名言。要理解苏轼“辞达”说与孔子“辞达”说的关系,有必要把苏轼著作中论及“辞达”的三个地方和盘托出。《答谢民师书》有云:“孔子曰:‘言之不文,行之不远。’又曰:‘辞达而已矣。’夫言止于达意,则疑若不文,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,如系风捕影,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,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,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! 是之谓辞达。”《答虔倅俞括奉议书》有云:“孔子曰:“辞达而已矣。’物固有是理,患不知,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。所谓文者,能达是而已。”本文则说“辞至于达,止矣,不可以有加矣。”孔子论“辞达”,讲的是文章的表意性,即重质。宋代道学家宣称:“孔子曰‘辞达而已矣’。明其通意斯止矣,无事于华藻宏辩也。” (司马光《答孔文仲司户书》) 这就把孔子的理论引向重道轻文的极端。苏轼却将“辞达而已矣”同孔子的另一说“言之不文,行之不远”结合起来,改变了止于达意的内涵,进而又突破了把文学的特征仅仅理解为语言文采的肤浅见解,把“辞达”解释为善于“系风捕影”描绘出事物美感形象的达物之妙; 并且指明艺术创作活动首先是一个“物固有是理、患不知”的审美判断过程,然后才是“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”的审美传达过程,而评价文学家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水平高低的标准,就是“辞达”。本文所说“辞达”的“不可以有加”,则着重强调“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的美学趣向。它是“理”、“口”“手”统一的“求物之妙”的必然产物。综上所述,苏轼的“辞达”说与孔子的“辞达”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,它从内在特征上划清了文学同一般文章的界限,为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文学的规律开辟了道路。当然,东坡的“辞达”既然是对孔子原说的继承和发展,便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全盘否定。“《经说》一篇,诚哉是言也。”对王庠非文艺性论说文的褒扬,就仍然包含着孔子的原意。

  《与王庠书》还提出了“儒者之病,多空文而少实用”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。东坡至少三次懊悔过他的少作。本文说:“某少时好议论古人,既老,涉世更变,往往悔其言之过,故乐以此告君也。儒者之病,多空文而少实用。贾谊陆贽之学,殆不传于世。老病且死,独欲以此教子弟,岂意姻亲中,乃有王郎乎!”《答李端叔书》反省自己少时读书作文“妄论利害,搀说得失,此正科人习气。”《与滕达道书》对其当初反对新法检省如下:“虽此心耿耿,归于忧国,而所言差谬,少有中理者。”可以看出,苏轼把空文,妄论、悖理放在实用的对立面,正是他始终坚持的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创作思想的佐证。苏轼向王庠强调的“以文设科而文始衰”,“今程试文字,千人一律,考官亦厌之,未必得也”,道出了为官造文、为文造情的反现实主义文弊;“应举者志于得而已”,含蓄而又辛辣地掘出“儒者之病”的老根。

  这篇文章论学深刻,述情恳挚,语言风格平实老着,于衰飒中显现东坡先生瘦硬的风神。此外,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,鉴史的那段文字体现出哲人的睿智。“所论周勃则恐不然。平、勃未尝一日忘汉,陆贾为之谋至矣;彼视禄、产犹几上肉,但将相和调,则大计自定。若如君言,先事经营,则吕后觉悟,诛两人,而汉亡矣。”历代政治家为之津津乐道。第二,“岂意姻亲中,乃有王郎乎”,巧妙用典。《晋书·王凝之妻谢氏》:“初适凝之,还,甚不乐。安曰:‘王郎,逸少(王羲之字逸少)子,不恶,汝何恨也?”答曰:‘一门叔父则有阿大、中郎,群从兄弟复有封、胡、羯、末,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!’”王凝之是谢安的侄婿,与王庠姓同身分同,而东晋才女谢道韫叙致的清纯幽默,也恰与苏轼的神思相契合,于是乎信手拈来,以表达对王庠前途的殷殷冀望,同时对苏辙的女儿寄以珍爱之心,可谓一石双鸟。像这样机敏贴切地溶化古人故事,而丝毫不露斧凿之痕,充分地表现出东坡的才气。

  苏轼重视对于晚辈的思想文化教育,固然值得称赞,但认为“自贾谊、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”的观点,是不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的; 而“得失有命,决不可移乎”的天命论思想,便反映出他世界观中的局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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